丁方是一个有信仰的人。信仰决不是一种迷信、一种人类童年的疾病或顽固性的精神软骨现象，恰好相反，真正的信仰是一种质朴的力度，是人对绝对本质的信赖，对生命终极意义的仰望。尘世，以所谓的“独立的自律品格”为旨诣的尘世，其实也有它自己的“信仰”：即任何手头上的物质或感官上的享乐，那些稍纵即逝的东西。而真正的信仰乃是归属于天、地、人、神完整合一的普遍精神。上帝是一个笔直向上的深渊，“他”使光明与黑暗、苦难与光荣联袂而来，“他”是语言，“他”是肉峰，“他”是爱和神圣，“他”是受难和牺牲，“他”也是安息和复活。
　　作为画家的丁方是从黄土高原起步的，伟岸丰厚的高原是一片精神母土，然而，他隐约也感受到了正是这种母土的“丰厚”造成了某种“遮蔽”，它既无力恢复原始力量的泉源，又麻痹了中国人的意识，无法让人走向更开阔的世界。“城堡”正是这种文化精神的刻意缩小的形象。于是，丁方经由对“城”的文化批判而“走出城堡”，转而寻求“剑形的意志”，以精神骤然腾飞的直线去冲击人们麻痹已久的心灵。但是，孤傲英雄必然会与悲剧相逢，而且到头来他会认识到悲剧总比他个人更强大。为了不坠入自我破碎的孤傲深渊，“悲剧”获得了悲剧性的逆转，变成了一种强韧的“悲剧的力量”，一种痛苦的无可言喻的升华。这也正是丁方的升华之路。这种悲剧的力量是一道通途，循着这种“悲剧的力量”，丁方最终进入信仰界。
　　究其实质，丁方的艺术一之路乃是“感领之路”。
　　真实的艺术并不是平静的写生，真实的艺术是灵魂的肖像，所以，艺术的深度来源于灵魂的俯冲和骤升，来源于深度的体验，来源于对生活的刺穿、攫握、拥抱和感激。数十次的西北之行是丁方的精神历险和洗礼，他的艺术便是取决于他对隐匿于荒野、孤独、苍凉、冷峻背后之圣颜的体验，此“圣颜”正是溯源于西北高原那广袤无限的精神母土的。
　　丁方这样描绘高原：“那就是紧夹着大河两侧的高原的形态，它是沉默、无声的；在沟与沟、谷与谷之间，一座座高高的崮峁横连耸立着……金字塔般雄伟，那些岩壁的褶线平平正正，转折分明，清楚显示出的精神内涵完全与秦汉篆刻那种古朴平正的气魄相吻合。”山峦的崩裂就象巨人的面容，“凝固在正午时刻浮雕般的清晰之中，不禁使我暗自揣度它们与青铜面具之间深刻的同谋关系”。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向山峦、土地和河流请教，从而创作出不朽的艺术品，而“城”是文化的结晶，但“城”已坍塌抱了，被风沙摧毁，只有孤傲的城基隐隐浮出沙浪，鼓励人们去追忆那被忘怀于最深处的记忆。“城”曾是天、地、人、神的聚合点，但现在，神灵隐匿、人迹全无，连天空和大地也背弃了它。它被什么所遮蔽？为何“深厚”最终沦为无可就药的沉睡？从它的迷雾中积淀着何种人的本质生存境况？“城”融化在时间和风沙中，但高原依旧，那种显示强韧生命力度的原始鸿蒙依旧。高原周身透出一种真正的男子血质，宛如一股可怕的激情怒涛，然而，对于敢于直面它的恐怖的人，它又是慈悲的，它宽容地向膜拜它的人们洒下怜悯的甘露。
　　“卑微的时代，人流在虚渺的光色变幻中奔波追逐着，争相品尝那‘生’的欢愉。但入谁又知道这恰是在吸吮罂粟的液汁呢？在这流变的氤氲中，在这恶意的凉爽里，泛滥大地的是吞没一切的平庸潮水。”——这是丁方在1983年写下的文字，这也是他后来的更广泛、更深入、也更严厉的文化批判的先声。
　　当代的艺术被个人呓语、薄情小调、肥皂剧、庸俗音乐所充斥，“瞬间艺术”成了当代艺术的范式。现时代的艺术取消了深度——历史深度、人性深度、神性深度。“政治波普”抓住刺激性的政治题材，利用并榨取题材中的“震惊效果”，这种艺术的审美属性一般具有短暂性、流逝性、或革命选择的品质。而各类“孤傲艺术”，极端推进个人的所谓特性，他们对丑、怪的病态追求也不是没有问题的。真正的艺术决不是按摩榻、安乐窝，也不是艺术家以其心灵变态向人类精神施放“沙林”毒气的场所，真正的艺术向人类呈现真理、希望和爱，而这种精神性艺术在现时代是极度匮乏的。
　　丁方认为艺术沉沦的实质是精神的沦丧、信仰的失落。一身轻松、无聊、泼皮无赖、痞流中，花枝招展的人类已经成了假花，因为灵魂已经蒸发掉了。随波逐流、轻而无着被认为是“真实地面对自身的无可奈何以义拯救自我”。要不然就是愤世嫉俗、仇视人生……。“正是在这种比现实的心狱还要黑暗的灵魂心狱中，悲剧、崇高、意义、价值、神圣、正义……遭到了唾弃，无数个生命存在体所遭受过的苦难--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普遍的，无论是历史的或是当下的，均在这泼皮调侃、解构变形中被轻描淡写了，都在这污水、唾沫、怪相、机智、打哈哈中被弥平勾销了……”。当代精神领域的本真意义上的正面价值之词全面缺席，已是不争的事实。那么，艺术在现时代究竟要承担怎样的使命呢？丁方得出了自己的结论：“艺术，在现时代——一个信仰沦丧、神圣隐匿的时代中的使命，决不是为科学进步论、人本主义社会论、人性至上记或现世乌托邦思想作注脚，而是要作为对人类生存永恒悲剧境况的发言者与见证者在场。”确实，文化批判并不是最难的事，最困难的应该是文化的重建。作为“现代纪元”的“世俗化”运动勃兴以来，一方面是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，人身上的束缚被冲决；另一方面是富裕之后、“自由”之后的精神危机。人们将肉体的解放和感性的高扬抬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以为靠人本身，就可以改变世界和主宰世界，追腥逐臭成为甚嚣尘上的“时代精神”，穷奢极侈变成生活的终极目标，永恒的真理被片断的欢愉顶替，功利成了无形的上帝。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张力平衡被打破了，在肉体盲目的战壕里，在激烈的肉搏之后，一无所获的肉体面对着可怕的虚无。我们是满怀希望地冲进未来，还是——如瓦雷里所说——“倒退着进入未来”。
　　人类精神的底座深深扎根在苦难和死亡中，只有从生命的深渊中才能升起爱的芬芳。重建精神王座，必须依靠信仰的内在力量，重新借鉴昔日伟大时代的精神遗产，以图达到对现存之价值颠倒的反拨作用。诚然，如哲人刘小枫所言：“本体神学的上帝死了”，但“上帝不在场这种不在场又在爱的不幸中体现为在场，基督信仰从本质上说不是安慰，而是重负”。“倾空自己和成为不幸，既是受难之深渊，也是爱之深度”。基督不把自己当作享乐的感受器，而是在尘世的污泥浊水中，勇敢地去担当、拯救和献身。人们信仰基督正是要信仰一种苦难中的大爱。但是，一大批咬着享乐之饵不放的人竭力阻碍圣言的传人，理由是“不合国情”，而实则体现了他们的“精神短视”和弱力人格。在两汉之际，佛教东渐，当时的中国人敞开胸怀来迎接；基督教东渐也已很久（可追溯到唐代），但相对影响较少，如果我们撇开一系列宗教仪规、派别之争，以基督精神的大处着眼，完全是可以为当代精神重建提供价值资源的。基督精神没有东西方的绝对分别，人心是可以通约的。然而，真言并不容易入耳，苦难之扼抵不上轻省的欢愉，有谁去真正思量文化的困惑和精神的重建呢？谁去负担“冒险”的人生呢？--这样的人很少，但丁方却是其中的一个，他仍然坚信并更加坚信：“现时代是一个人类精神必得重铸的时代”，而真正的人“在生命最深处所盼望的就是树立从崩坏的没落中重新出发的信念”。他的工作是重建精神性艺术，把“自救的低处恳求”与“他救的高处搀扶”结合在灵魂的笔触中，使“艺术为神圣的降临于世作出见证”，丁方的艺术也体现了他重建信仰界的卓绝毅力。是啊，一个有信仰的人是痛苦的，但也有获得信仰后的欢欣。这样的一生难道不是一首“有着痛苦节拍的喜悦之歌”吗？
　　丁方艺术的深度在于其体验的深度，在于其灵魂冲突的剧烈和情感起伏的幅度，它们是土地、冰峰、劳动、圣爱与感领之魂的冥契，是精神之血的流注贯穿天地人神的大循环而投下的背影。因此，这些作品兼具浑朴的现实风格，迸发着浪漫情调，因此，它们深挚、激越、感人、诗性郁勃……
　　这里有一种土地的力量和必将感动土地的力量。这种力量不断吞噬着、消解着、融合着粗糙的激情，在慢慢趋近力求表现的境界过程中，凝聚为一个深沉的空间。好比一股克服了巨大阻力喷出的溶岩，挟裹着奔流的火焰凝固于物体粗砺的表面，在深重的创裂后屹立起自身的形象。
　　这里有一种弥漫于语言天空的光，一种走向开阔地方的阳光，一种不可逆转的晴朗！这种光投射到坚实、粗砺的土地上，投射到劳动者的脊背上，投射到星光朗朗的神圣夜晚--这种光乃是上帝的语言，是上帝从险峻的天空视野中的深情的俯身，是神圣赞词的迭句而组成的音乐。这种光既昭示神圣建筑的卓然升起，又紧抓住受难者的衣领——如抓住天堂的前襟，这种光甚至化身为遭刑者的跪姿，宛若屈膝的天使翩然飞去。
　　这里有狂暴的太阳、风的嫉妒、力的角逐，那任性的河流并不遵循它的两岸。这里是一片强悍、刚烈的风景，但伟大的情感却在慢慢地生根，因为它迫使人强大。倏然，阴影中一只神秘的大鸟振翅飞起，这是一只苍鹰，肩负着界碑飞翔，“它无息地掠过峁顶，翱翔在如洗的碧空；它将我所有的秘密情思，带向广阔无限的苍穹”。这是一个惊醒的灵魂、一个感领之魂在庆祝自己的新生，精神翅膀的一阵飞掠，将自我掠往新的诞生之地。
　　这里有沉思和冷凝——“激情沉淀为更深的潜流，向着一个无形的中心蜷缩”。一幅幅心灵的画面既宁静又充满冥想，爱蛰伏于安宁中：彻夜在湿谷中流淌的雪水、升降于高原尽端的微光中的云霞、宛如摇曳不定的生命线般穿透戈壁的道路、割草归来的少年剪影、正奔向坚固城堡的步态轻盈的少女、持执圣水晶杯而端庄伫立的童贞女……这些画面宛如枕浮在大河上的冰块，一边思索，一边融化，缓缓地向着东方流去，继续它们湿漉漉的返乡之旅。这是从心灵的月明之夜采集的蜜！
　　是的，最高级的美只存在于深度效果之中。丁方——一个露天的、高山的灵魂，他击败了迟疑和心灵的迷障，“重新坚定目光，向着众人睡去而只被星辰辉耀的地方行进”。他化身为艺术之鹰和信仰骑士，突然展现在这儿，化为一股灵魂的风，越过泪水，越过雄鹰的翅膀，越过冰峰的尖顶，越过音乐的穹隆，抵达至福的永恒。